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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方愚的博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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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华,笔名东方愚,财经评论员,上海证券报、商界评论等媒体专栏作者/特约评论员。现居广州,南方日报上市公司版编辑记者。 Msn:qdzhanghua@hotmail.com zhanghuacn@vip.163.com http://www.MrZhang.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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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辩与思变的2006  

2006-12-14 12:05:59|  分类: 默认分类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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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方愚

    名头”无论在哪个年代会被疯狂追逐或自我追逐,这是一条铁律。传媒在年终盘点时,一般都会选择大人物、大事件,因为有名头,所以影响力大、传播速度快。“对于学界与思想界而言,这一现象尤为明显。社会学者默顿曾在《科学社会学》一书中,探讨这个“龌龊的秘密”。

   名头不等于恃才放旷,在2006年里,一些有名头的人物,显得非常平和。他们从显赫的宝座走下来,形成两股率意而朴实的韵律,分别叫做“思辩与思变”。

 质疑声中的思辩

前大摩亚太区首席经济学家谢国忠称自己是个悲观主义者。“悲观主义者研究经济学,乐观主义者搞金融。我是一个悲观主义者,所以只能当经济学家。”这种调侃与戏谑的口吻,同样折射出谢国忠于中国经济阴霾的担忧。

百度一下“谢国忠房地产”,搜索结果超过22万条。在他还没有离开大摩时,他与中国房地产业保持着若即若离的关系。既持续高调地评价与预测中国房地产业,又不至于像任志强、董藩、言论,薛涌之流一样,陷入情绪化与无厘头式的争吵和谩骂当中。

正是这种理性,使得谢的每一次预言都能在中国房地产界引起一阵旋风。1998年谢国忠说了香港房地产的“坏话”,行政长官董建华急急忙忙跑到大摩想问个究竟。近年来谢国忠频频对内地房地产发表看法,许多地方政府对之既敬又恨;传媒给谢国忠加了一个很酷的名头——唱衰中国楼市的经济学家。这显然有些夸大其词了。与其赋予谢国忠这种天外神功,不如说是中国楼市自身的顽疾与脓疮恰好大发淫威了。

后来人们再见到谢国忠时,都觉得他变得谨小慎微了。比如11月26日在“21世纪中国金融年会”时,他只是不咸不淡地说“中国在金融管理方面需要加强风险控制”,谢的粉丝们多少有些失望。事实上,人们对谢的期望有些过高了,要知道他不是全国人大常委贺铿,后者不惧当“皇帝的新装”中说真话的小孩儿的风险,直言官商勾结是中国房地产调控不力的主要祸根,而谢国忠却不可能这么生猛,这是中国特定的政经语境决定了的。

在这一年里,语出惊人的数字家丘成桐与经济学家谢国忠遥相呼应。借用传媒的语气来讲,身为哈佛大学教授的丘成桐,大有“唱衰中国教育”之势;其“北京大学从海外引进的人才,大部分是假人才”“目前中国的本科教育模式,不可能培养出一流人才”等言论如平地一声雷,让许多教育界高官、学者好生郁闷。

北大对丘成桐的回应是“人才质量没有问题”。实际上,北大怎么回应已不重要,重要的是丘成桐再度引爆了中国教育及人才培养之硬伤问题大讨论。80多年前,傅斯年曾说,中国大学是欧洲大陆派与美国派的混合体,由于没有协调好二者的关系,杂糅于一处,实在是乱糟糟的80年过去了,中国教育的方向明确了吗?

谢国忠现在赋闲在家,丘成桐质疑北大事件也不了了之。谢国忠辞职的真实原因及新的去向固然仍然扑朔迷离,但他曾经说过的一句话“政府掌握了太多的资产;尽管经济发展的速度总体很快,但老百姓的财富增长却有限”更值得咀嚼;《纽约客》质疑丘成桐争功“庞加莱猜想”背后的故事及北大引起的海外人才中“水货”究竟占几成固然很能吸引我们的眼球与猜测,但是最重要的问题是,中国科研机构和大学及人才引进严重行政化的丑陋,何时能有实质改观呢?

这其实还涉及到公共知识分子价值观与思维视角问题。是先天下之忧而忧,还是先天下之乐而乐,或是站着说话不腰疼。

 忧患意识下的思变

托马斯"弗里德曼今年凭借其《世界是平的》一书大赚一笔。令他始料未及的是,他的这本书无论在江湖上还是庙堂上都引起了相当的震憾,不过他风趣地道:“要说震撼,可以上溯到1957年苏联率先发射了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

面对一个平坦的世界,托马斯"弗里德曼的态度是乐观的,他认为扁平化的世界经济对所有人来说都是一件好事。然而他的这种乐观,却是建立在强烈的忧患意识的基础上的,正因为此,他又得出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差距将继续加大的结论——“美国仍将胜出”,这似乎又在制造并累积着新的“不平”。

有人预言他不久会吃上官司,人家都是盖棺定论,这位忧患的弗里德曼先生怎么能早早下下结论呢。持这种预言的人显然合情但不合理。如今,一个开放性的大国或实体经济,对一个据理直言的学者或记者唯恐求之不得,而不可能横眉冷对。

他将美国的优异的制度、文化模式、商业惯例和法律体系造成的净效应归纳为“信任”二字。因为信任,人们可以依赖某些规则和原则框架来管理他们自己的个人和商务生活。他说,美国资本市场的独特性并不是会杜绝安然事件的发生,而是当丑闻发生时,它们通常都会被美国证交会或财经媒体暴光。

继朱镕基、赵纯均、何建坤之后,今年荣升清华经管学院第四任院长的钱颖一教授同样是位忧患意识甚为浓烈的学者。他六年前在《市场与法治》一文中提出“市场经济也有好坏之分”的说法,称好的市场经济,不能处处有“市长”影子,甚至由“市长”做主,他将“政府掠夺”分为三大类并公开反对,呼吁将资源配置的主导权彻底让给市场。

2006年一年里,世界如托马斯"弗里德曼所言一样扁平化,中国经济转轨向纵深方向发展,入世亦满5年;然而一个愈演愈烈的趋势是,中国市场经济的内生性资源,越来越向巨头垄断企业和外资靠拢,在这一靠拢过程中,权力寻租的影子左右相随,甚至狡猾有加。更重要的是,丑闻将发生而未发生时,我们采取的是想方设法遮住掩住的措施。

采取这样一种措施造成的后果正是钱颖一所说的“私人掠夺与政府掠夺盛行”,社会财富分配与流向有扭曲的倾向。百姓钱袋普得鼓腾,但贫富差距日益加剧;经济模式急速转型,但寻租越发猖獗而普通人的知情权却日见收紧。遗憾的是,关于中国改革方向的争论硝烟四起,但是许多时候却异化成了少数人无病呻吟的数字游戏与奢侈口水,这也是我们此时此刻为何重提钱颖一的缘故所在。

钱颖一说,“好的市场经济”的制度基础是法制,而不是民主。他说的法制包括约束政府与约束经济人两种。托马斯"弗里德曼在《世界是平的》一书中用冗长的篇幅层层道出现代企业与经济人自我约束、变革、创新的必要性。那么政府的自我约束与变革的方向在哪里呢?

 直言的力量

据说,在法国,企业家们对经济学家所知甚少,甚至直到现在,他们还常对经济学家冷嘲热讽、嗤之以鼻;政府官员民对教授的建议根本不以理睬,媒体记者与教授等社会阶层的人们也很少联系。雷蒙"阿隆在《知识分子的鸦片》中说“对于一个国家的繁荣昌盛来说,最重要的事情莫过于使知识与经验在大学、媒体、政府部门与议会之间相互流动。政治家、工会领袖、企业经理、教授或记者既不能相互勾结而组成一个垄断权力的单一政党,也不能因为偏见与无知而相互分裂……”

与法国相比,变革日益纵深化的中国,在利益的需求与诱惑下,不少政治家、工会领袖、企业经理、教授或经记者,走的是另一个极端,即相互之间形成一个利益同盟,相互吹捧。,相互庇护,这一利益同盟从源头上垄断了知情权与话语权的蔓延,于是许多时候,假到真时真亦假。

所以,继2005年度郎咸平、丁学良、巴金、张保庆等学者与官员都以直言和敢说真话而被人们铭记后。2006这一年里,同样乐于思辩和直言谢国忠、丘成桐、钱颖一、托马斯"弗里德曼,也注定为我们所尊重、铭记。现代社会是利益社会,而非原则社会。能自始至终保持一份理性与率真,这本身已是一件难事。谢国忠曾说:“我说话不好听,但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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